似乎那还是眼前的事——一九四五年秋季某日在报上忽然看到中共主席毛泽东应国府主席蒋中正之邀请，莅临重庆，会商抗日胜利后的国家百年大计。国共两党罢战言和，共同建国，做个那时代的中国青年，所听的还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吗？我们逐日追看两公的消息，不久就看到那阕“举国和之”的《沁园春》了。笔者当时是在安徽省立的“安徽学院”当名小讲师，并且附庸风雅和一些爱好旧诗词的教授和学生，组织了一个“云溪诗社”。我记得我们社里曾讨论过这首词，而对它的艺术评价并不高，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会搞两首，没啥稀奇。因此只是觉得那是一首，“诗以人传”的作品——“什么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和我们底老乡朱洪武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百花煞。要与秋风战一场，满身披上黄金甲！”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作为一个教历史的小讲师，我倒对那“数风流人物”上面的三个字“俱往矣！”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老毛这个鄙秦皇、薄汉武的“风流人物”，不论要和老天怎样地去“共比高”，到头来“楼塌了”，还不是要加入那“俱往矣”的行列？——不管他牛皮吹得多大。果然，我们终于把毛老板这台戏看到底——从他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到“洒酒临江，横槊赋诗”，到“御午门受百万人朝贺，称天可汗”、到尼克逊总统“大鞠一躬”——乖乖，那《沁园春》上的牛皮，真不是白吹的。毛老板这出戏，的确唱得有声有色。谁知我们看戏观众、喝彩未已，兴致方浓，而素车白马，纽约市“中国长驻联合国代表团”内，忽然摆起香案来，接待侨民吊丧——毛主席追随秦皇汉武之后也“俱往矣”了！毛主席是龙是蛇毛泽东逝世之后，那时我们这批“爱国华侨”真忧心忡忡。因为毛老板曾向他娘子说过，他死后“右派要当权”。可是死前安排接班，“大事问江青”的“上海帮”的班底，则分明是个“极左”——与四川广安话的“就走”，显然是音同义不同。不让“就走”接班，却预测“右派当权”，这在“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论”里，对立、统一问题如何解决？那时我们几位好管闲事的“留美学人”，被弄得又上电台、又打电话——关心国事，忙得不亦乐乎。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某日一个上午，老友伍承祖教授打电话来谈国事。伍是位“地理教授”，根据阴阳风水的推测，他担心中国今后会有“女主当权”。我说在下是搞历史的，不谙“风水”，只管“排八字算命”，我认为中共政权口口声声说的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而他们所搞的“上层建筑”，却是百分之百的传统帝王时代的“宫帏政治”——把宫帏中的女主：吕后、武后、西后的八字比比看，我倒担心“江后”的八字没有其他三人的好——江青没有上述三位女主的历史条件呢！我担心人民政府内，可能会发生宫廷里面的“苦挞打”（Coup d’ etat）。谁知我们放下电话不到二十四小时，风水先生又打来紧急电话：“据说江青被抓起来了！”再过二十四小时，消息便完全证实了！ 江娘娘错在哪里呢？错在她“江上有青峰，全在迷雾中”。汉文底子太差，读不懂《资治通鉴》，吃了亏——《柏杨版白话通鉴》早发行五十年，让江娘娘读熟了，她也不会坐牢了。毛泽东先生“固一世之雄也”！谁知死后（正如江娘娘所哭闹的话）“尸骨未寒”，老婆便被拉进牢里去。一个牛皮吹得那样大的“风流人物”，死且不能保妻子，躺在玻璃棺材里，陈尸示众，也够丢人现眼的了。毛主席错在哪里呢？错在他当过小学国文老师，汉文底子不差，读了些《资治通鉴》。他实行了一辈子“通鉴主义”，却又自命为“五四青年”，崇洋学时髦，不听司马光老师的话，而硬说那是什么“马列主义”。结果呢，他所鄙薄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上，相形之下，都不失为“真‘龙’天子”，而毛公死后，在历史上却只能算是一条“长虫”——历史上哪里有过一个“开国之君”一旦龙驭上宾，太后就被人抓起来的呢？有之，那也就只有“且看今朝”了；这样，这位大行皇帝也就不配做“龙”了。毛公逝世之后，海外诗人如余公英时等，均有感诗咏吟之作。老友胡菊人辱书坚嘱，也要我续貂一番，因不自藏拙，乃随诸诗翁之后，写了一首《悼毛主席》的歪诗。如今转眼十年了。再抄出来现丑一番，也算是对毛泽东主席逝世十周年的纪念罢。拙诗如下：沁园春敬悼毛主席牧豕韶山、泼水湘河、者个村娃。随电雷激荡、手揽日月，身翻奴主、血染中华！政倚工农、权出枪杆、竖子真能不信邪。风流甚、且看天安门上。吐气成霞！无加，霸业堪夸。讵难护重阳霜后花。听长乐宫畔、孤彘暗泣；凌烟阁里、百鬼交嗟。江上曲终、青峰邃渺，老树枯藤宿暮鸦。终不解，问水晶棺内，君是龙蛇？！炉上之火的华国锋毛主席这出戏闭幕了。可是连台好戏不断，华老板接连粉墨登场。我们这批海外“史学中工作者”，对这位“你办事，我放心”的“幼主”也颇存厚望。切盼他在叶“太尉”等元老重臣辅佐之下，也能当个汉文帝，“亲贤臣，远小人”，搞他个三二十年的“文景之治”来，则民族幸甚矣。谁知华老板这出戏甚短，在“八四三一”部队奉调离京之后，这位望之颇似人君的华主席，也就收锣散场了，不免使观众泄气。华主席虽在政坛上昙花一现，他毕竟是中华五千年史上一位“后主”，何以仓惶辞庙呢？原来他也忽视了司马老师资治的训诲，而犯了一些宫廷政治的清规戒律。身为“幼主”，他最重要的倚靠阶级，应是元老重臣。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华主席如果也读过《白话通鉴》，他正当的做法，应该是尊叶帅为“尚父”；视邓老如“干爹”。自己兢兢业业、旰食宵衣，使尚父干爹认为孺子可教；然后周公辅成王，实至才能名归——搞中国式的上层建筑之宫廷政治，岂可做急色鬼？而国锋不此之图，他却专靠个汪东兴和“八四三一”。还要把全国归心的邓大人放入冰箱。“臣光”如在世，睹此，岂不把胡子吹断？华某如看不懂《通鉴》，至少也该看看《三国演义》嘛——据说多尔衮当年就是看了《三国演义》，才能“入关破贼”的。《三国》上不是有一段孙权向曹操称臣，要拥戴曹操做皇帝的故事吗？聪明的曹操不干，反说，“是儿（孙权）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曹操之才之威，坐上去害怕“火烧屁股”，你华国锋何人？尔原受“先帝”之“托孤”，“保护我家属”；如今先帝尸骨未寒，尔就摇身叛变，“取天下于寡妇孤儿之手”，马上就要坐上连曹操都不敢坐的“金龙宝座”！国锋、国锋，你屁股皮究有多厚，在炉火之上、不怕烧焦？！华主席终于被炉火烧了屁股，而住入解放军医院，不是活该吗？邓当上皇帝小康之局现在言归正传，该谈谈邓上皇了。邓小平在文革中，以刘邓司令部的副司令员的身份而大难不死，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偶然”！既不死矣，则劫后“轮流坐庄”，由小平居首，那又是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既统兵、又抓党，他们贵党阵营里，毛周而后，实无第二人。老邓既能位尊九五，就可南面称孤，但是老邓不干，却拣个“太上皇”做做。这一点我们搞历史的阅人多矣，不得不对老邓翘大拇指！老邓接下了老毛那个几乎亡国灭种的烂摊子，数年之内，就把那些“坛坛罐罐”又排列整齐，搞得有声有色。笔者隔洋看戏，曾大为叫好——许之为“小平中兴”。为此老朋友之间，尤其是躲在台北看戏的老辈，曾对不才此“中兴”之说，大吹胡子，认为我“把邓小平捧得太高了”。其实“中兴”不算过誉呢。数数我国历史上从“光武中兴”到“同治中兴”，比比看就知道了。就以老邓能“退居二线”、能屈能伸，立功立德，做个“温莎王子”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最高当局”中，就找不出第二人。君不见他两个贵党中的一些小党棍，连个小书记、小委员、小国代、小立委，也互不相让，打得头破血流，遑论一国之主？笔者去岁“三访大陆”，看到邓上皇的中国，颇“有点升平气象”。这句“过誉”之词，又惹起一些老朋友头顶冒火，又作文、又做诗，明数暗喻，大大的教训了一番。其实我们书生谈国事总该恕道一点嘛。你要老邓把老毛那个烂摊子，一下就搞出个花团锦簇的“大治”之局来，怎么可能呢？不如阁下梦想，就要拆老邓“务实派”的后台再让四人帮的余孽卷土重来？凭良心，老邓能在短短数年之内，搞出个“小康”局面，就很难能可贵了。至少大陆上今日已没有“生存问题”（problems of survival）威胁，倒悬之局已解，“裁兵百万”，看来已比台湾人心还要安定些，也就不错了。接班只“动口”问题不大当然今日也有人担心，大陆能有此小康之局，小平只手擎天之功也。小平一旦归天，人亡政息，奈何？这当然是个问题！它是我们祖宗遗传下来的老毛病嘛。其贤明如康熙皇帝者，心爱的幼儿，也难免要做个“赛思黑”。所以邓上皇所钦定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否可以天如皇意，顺序接下去——（秦始皇还要搞个万世梯队呢！）老邓恐怕也还得去问问马克思。再者，纵使“接”得下去，那种“钦定”办法也太落伍了。今世何世？还要继续把人民当“阿斗”，搞尧舜之“禅让”？不过话说回头。这原是我们的老办法嘛。大陆要搞美国式，甚至台湾式的普选恐怕还要有一段很长的“训政时期”呢。权宜一下、落伍一下，无伤也。只要不搞得人头滚滚就好了。在这方面，事实上我们隔岸观火的人，大致也可放心，因为为接班而占山头、而打仗的“落伍”时代毕竟过去了。且看看“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列宁死后，史达林、托洛斯基二派内战终未打成。史达林谒见马克思之后，只杀了个贝里亚。赫鲁晓夫搞掉史氏钦定接班人马林可夫的方式很“落伍”，但是没有流血。布里兹涅夫暗搞反赫政变，方式更下流；但是那个俄国的赫鲁晓夫还是寿终正寝，并且据说养老金相当优厚。老布死了，如今又已接班两次。大小老毛子并未拔手枪。我们再回到北京看看。纵是老毛死得一团糟，也只把他泼辣骂街的老婆抓起了事。目前且把那些连任“司令员”和“政治局委员”们喊出来，到天安门历史广场排排队、看看相。他们之中出一两位阿奎诺娘子，纵或有之；但是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大“势”之前，搞国民党当年的什么“非常国会”、“扩大会议”、“护党救国”或共产党式的“五七一计划”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时代毕竟不同了嘛。老百姓不再“愚不可及”，人心也不思乱嘛。所以，朋友们！只要他们国、共两党、天纵英明的领袖们，稍有“君子之风”、“动口不动手”，则“接班”问题不大。君不见那位在“秦城”之内，吃得白白胖胖的江太后，据说她对老邓的“开放政策”，也心服口服了。今日纵把“四人帮”放出来回头接班，也不会对“现状”有太大改变。老邓说只要政策对头，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这话大致可信。“小平变法”的前途邓公百年后的接班问题虽不太严重，但是老邓今天搞的这一套“政策”本身，能否永远搞下去而不出毛病，倒是个天大的问题。邓小平今天在搞些啥子？朋友，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三千年中国历史全局来看，邓小平今天所搞的实在是继商鞅、王莽、王安石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变法”！——（康梁那够资格陪衬）——说者或问，孙中山岂非“变法”乎哉？曰，非也。孙国父搞的是“革命”。“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变法”，除“公孙鞅”之外，二“王”都彻底失败了。商鞅本人虽被“车裂”（是被五部牛车，拉成五条肉块），他底变法的效果，却是大大地成功了——秦人之能终于统一东亚大陆，推源究本，商鞅应居首功也。老邓这个老牌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眼看马恩列史毛那一套“旧法”搞不下去了；他甘冒两耳重听之大险，来搞一套邓小平之“新法”以代之。什么是邓氏之“新法”呢？这“新法”便是冶亚当·斯密、里嘉图、马恩列史、凯恩斯等于一炉的华侨饭店的“炒杂烩”，见利忘义（忘了恩师老马之义）的伟大的“机会主义”是也。读者知否？敝老师胡适之先生，终身所说教的那一套所谓的“实验主义”，原来的老名字就叫“机会主义”。只因杜威等一批书酸子，嫌此名不雅，乃改成“实用主义”、“机具主义”、“经验主义”和“实验主义”来——也就是老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机会主义（opportunism）并非投机取巧。它亦意味着“因时制宜”、“见机而作”，多谈问题、少说主义，不拘泥于死教条的一种哲学思想。和与这思想（胡适思想）相辅相成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老美立国二百一十年，靠的就是这个传家之宝。老胡活了七十二年，终身言必称美国，宣称的也是这一套。可是老胡只是吹了一辈子，从未实行过一句。噫嘻乎！夫子叹道之不行也，乘桴浮于海。想不到，东方红，太阳升之后，现在又出了个“我的学生”邓小平，要大行胡适思想。躺在台北南港的胡老师，如地下有知，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如今小平以老胡之术，变老马之法——变掉变不掉呢？“老胡之术”究有多少真理存乎其间，其一也；老毛胡搞了三十年，至今已积重难返，老邓毅然挺身向前，其劲是否可以“格桐轮”，我人亦不知也。所以今后历史家要为邓公“论定”，就不能只看他个人的生死荣辱，或二世、三世之是否争气。如邓氏这样的历史人物，“盖棺”奚可“论定”？！历史家要看的是这个“第四次变法”的结果如何？老邓如“变法”有成，二〇五〇时率耀邦、紫阳自云端下望；见中华大地足与老美争辉，则邓公本人虽遭车裂，也何伤其伟大？如变法失败，搞了二三十年，还是一穷二白、党棍满街，则邓公百年后，由二世三世装入水晶棺材，再塑八千兵马俑相陪，也是徒然！“小平变法”的本质然则小平新法之成败，究可蠡测一二否？曰，唯唯否否。预测成败，原是“星象家”之术，历史家与历史制造者，都不可胡说。盖历来替历史算命之人，自孔圣人，秦“始”皇、经马恩列到孙中山，无一不错。唯一的一个“不幸言中”者，便是句句发金光的毛泽东。他预测他死后，“右派要当权”，才是分厘不爽！我辈无“伟大的舵手”之才，恶可信口开河？不过，我国古代法家论政，总是“权”“势”并列。吾人不能妄谈邓公百年后，掌舵者之权；然于“伟大舵手”舵下江河流水之“势”，倒未始不可顺流而瞻望之。盖近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生活几经动乱，终于落实至今日美苏之两大模式。然则此两大模式之利弊究在何处。简言之，“美国模式”、“社会重于国家”（society stronger than state）之模式也。“苏式”则“国家重于社会”（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是也。“社会重于国家”，则此“国家”之形式与运作，端视乎其社会发展之取向以决定之。十八九世纪之西欧与北美，由于生产之发展，带动中产阶级之兴起。资中产阶级为抢夺政权，终能架空王室（state），摒斥教会（church），而完成其以中产阶级为政权基础之英美模式。在此模式中，“国家”成为“”社会之附庸。“社会”兴隆则“国家”强盛；“社会”如由僵化而病入膏肓，则“国家”亦随之毁灭。此模式发轫于古希腊。近世西欧封建制崩溃后，民族国家代之以起，社会重于国家乃变本加厉矣。“国家重于社会”之模式则不然。处此模式中，则“社会”之变革，悉听命于“国家”。“商鞅变法”时所搞的“强本抑末”；秦人统一六国之后的“废封建”、“立郡县”、“开阡陌”（亦即化公田为私田的古代“土改”），均是由“国家”下令，强制执行之。汉武重农轻商，与夫“士农工商”阶级之划分，原也为“国家”之“政策”，日久乃习惯成自然，变为“社会”之“习俗”。“社会”形式之构成，实由一极权“国家”下令规范之、铸造之、非自然演变之结果也——此点，马克思、汤恩贝二大师，均因不通汉学而谬论之。商鞅、嬴政之后而“千载犹行秦制度”，国共两党政权亦均“秦制度”之延续，并无基本上之变动。此亦我东方之政治传统也。斯拉夫俄人臣服于蒙古帝国二百余年（一二四〇-一四八〇），处于东方传统之边缘。十月革命之后以极权之中央政府，推行有效之现代化，遂成为今日足与老美抗衡之“苏俄模式”。处此模式之中，则“社会”为“国家”之尾闾。国家机器如完整有效，运用灵活，则社会蓬勃、人民安乐；反之如机件锈烂、操纵失灵，则社会百病丛生、民无噍类。此一“国家机器”之操作者，在中国专制时代，则取决于一“家”；及其演变为“苏俄模式”则取决于一“党”。孙文革命之初，颇醉心于英美模式。“同盟会”本身即一“三权分立”之革命政党也。至辛亥之后，袁氏窃国，孙公始悟此一模式与我国政治传统凿枘不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之后，孙氏乃有“盲目服从党魁”的权宜之计。至列宁统一苏俄，十月革命大功告成，孙公乃大悟“今日中国之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一九二四致蒋介石函）孙既改采“苏俄模式”，果然成效立见，身死未几，即为国民党政权之“太祖高皇帝”矣。国民党“以党治国”数十年，总理、总裁、主席均享有无上之权威，斯与“以家治国”究有何异？然治国以家，究有两千余年之经验；而治国以党，学之于三五年之间也。经验不足，则毛头小子纵横捭阖、上下交征利，不旋踵便使机器锈烂、党徒异化，弄得万民倒悬了。笔者近年序李宗仁之书，有关抗战后，国民党腐化之一段，曾说，“‘一党专政’不是当时中国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专政无能，国民党才把从倭寇手中夺回的锦绣河山，再让给中共去专政一番。中共何物？孙国父户口下之“二房”也。二房搞了三十年，其胡涂暴戾，有甚于老大。直至小平崛起，始悟“苏俄模式”虽较近乎“汉家传统”，然在现代化途中，落伍殊甚。吃一堑、长一智，邓小平乃再走回头路，学中山搞其党内变法。“学台北”，“以美为师”，以求速效，以解倒悬。然小平无法扬弃其腐烂已甚的“苏俄模式”，仍搞其“四个坚持”；在所谓“特区”（希望将来包括港澳台湾），则搞其并无“中产阶级”存在之“走资”。前者似马已非马，后者称驴不是驴。呜呼！将伊于胡底？如今大陆之上，驴马杂沓，满朝文武手忙脚乱，是为“小平变法”现阶段之实质。吾人隔海观之，尚不知老邓的“实验社会主义”（pragmatic socialism）将这群杂沓驴马，赶向何处去，姑拭目耐性而待之。“制度”从何来笔者作上述观察，并非对“小平变法”持悲观态度。相反的，吾之态度甚为乐观。何也？因小平继老毛之后，老毛者，无法无天也。因此“小平变法”，不管变出个什么“法”来，总比毛老大“和尚打伞”要强得多了。语云，“穷则变，变则通！”小平变法，是非变不可也。因此邓公今日之问题不在“变”，而在“通”。“变”之不停，日久必“通”——问题是哪年哪月，才能“通”，时间问题也。更切要者，“拖”的时间，不可拖得太长，久拖而不“通”，是亦专政而无能，最好不打而自招，退位让贤。然则“通”之定义为何？“通”者，能搞出个合理可行的“制度”，为往圣做综合，为百世开太平也。我国汉朝的“文景之治”，其重要性不在图一时之强，而在为后世立一帝国制度也。美国革命后，全国一团糟，“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闭门思过，搞了五年（一七八四-一七八九），最后搞出个联邦制度来。时至今日，纵我美籍华裔，亦蒙其惠。但是一个“制度”，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礼记》作者曰，“文王周公，制礼作乐”，是牛皮匠之胡吹也。“制度”者何？智慧与机运之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今日老邓有此“非变不可”之“机运”——僵化了的国家或社会如末季满清，和今日苏美，则往往欲“变”不能！苏联政府今日便无法改制；美国社会秩序，亦永无改善之望也。二者均已过分僵化矣。邓公今日亦有其现成的“智慧”可师，毋须搞空中楼阁，强不知以为知。盖今日世界上之政治社会制度，已演变成非杨即墨、非红即白、非苏即美之两大主流，各有短长。老邓别无他途可循，渠必须（着重“必须”二字）于两大主流之间，截长补短，搞出个中间制度来。老邓如是个好学生，他可兼收二者之长，而凌驾之；老邓如是个笨蛋，则并蓄二者之短而超过之——令人望而生畏者；则是两个极端皆可能是最后结局。如前者是将来，则二十一世纪将为“中国世纪”也。如将来是后者，则中华民族万劫不复，老邓亦遗臭万年矣。简言之，即是小平变法，今日有“法”可“变”，虽经纬万端而方向极其明朗——必在美苏之间也。小平不能开倒车，再回头学“苏联老大哥”，迷恋其“光辉的五十年代”（这点最令人担心。共产党人当局者迷，不知“六七十年代”是“五十年代”的必然后果）。小平今日也不能只在经济上学老美。王莽、王安石之变法，便是专搞经济、忽视政治，搞出毛病来。商鞅的成功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双管齐下，同时解决！大陆今日的迹象是一致“向钱看”，认为魏京生、王希哲、王炳章，抓起了事——这和台湾当年抓柏杨、李敖如出一辙。认为只要“经济”起飞了，“政治”不是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绝不可能全学美国，学到美国这样色情、暴力、犯罪——个人主义泛滥亦不是好事。但是扶植人大、政协，使其渐次走向较民主的议会政治，减少甚或取消“党天下”，使“国家”和“社会”平衡一下，恐怕是必经之途。吾人处八十年代之今日，在思想上当“洋奴”或“遗老”，都成过去，今世西人以官吏作“公仆”固是进步；中国传统的“为民父母”、“作之君、作之师”的“牧民”思想，也不一定全是“封建残余”。美国社会今日之僵化，便僵在富而无教，公仆太多，军师太少；中国则反是。何以平衡之，那就看强而有力的政治家的“智慧”了。总之，今后中国政治制度，总应在“国家”与“社会”平衡的大方向上发展才是。吾人今日已有此“机运”，今后是否有成，端视我们“伟大的舵手”和全国人民是否有此“智慧”了。我为全民族复兴之智慧与能力而担心；不为邓公百年后“接班问题”而杞忧也。小蒋总统的历史地位在大陆上这个惊天动地的“变法维新”运动之中，台湾在这舞台上表演的是什么个角色呢？笔者十余年前，尝为文以三十年来之台湾与十七八世纪之英国相比拟。台湾在日人统治之下凡五十年，与大陆隔绝殊甚。国民党一旦自大陆败退，全师移台，变成宝岛上之统治者，其情况颇似早期英国之贵族。然三十余年与民休息、努力经建、恩惠专政之结果，终使经济起飞，而中产阶级乃随之崛起。崛起之后乃向皇室争权，皇室步步退让，最后必被全部架空而后已。这也是个历史上必然发生的客观实在。不因元老派吹胡子、瞪眼睛而中止也。成长于台湾的“青年才俊”，事实上不特今日早已掌握宝岛上之金融文化，足迹亦已遍布全球。若辈如今不论寄身“党内”、“党外”或“台独”，其中产阶级之背景，与服膺“美国模式”之思想，与鄙薄“马列史毛”之态度，则颇为一致。此辈青年才俊，弥补大陆上“十年浩劫”之文教空白，中华民族中不世出之精英也。在民族史上必有其不磨之地位与影响。台湾国民党中仍多的是抱残守缺之辈，然相形之下，必被若辈全部淹没而已。在此一大“势”发展之下，小蒋总统之作风，实有足多者。经国出身“高干子弟”，本是上海滩上小花花公子；嗣又留学苏联、列名共党，清算老父。回国后又在乃父亲手训练之下，搞国民党派系政治，弄权攘位，终于父死子继、位登大宝。这一连串的复杂背景，老实说，均不足为经国病。把他和邓小平乃至国共两党的高级派系领袖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同者，他有个精心培植他的“好爸爸”而已。但是刘禅也有个了不起的老子，还加上个诸葛亮，结果还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经国之步步上升，亦自有他自己了不起的一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国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勇气突破他老子那个破框框，而另搞一套。表面看来，蒋氏忠孝传家，前朝圣训，祖宗家法，半字不可易——经国似乎也是个“凡是派”。其实隔洋冷眼旁观，其父子之间，却有“独裁”与“民主”，“毁法”与“守法”之异。比起那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毛泽东来，那“然诺重千金”、“礼贤下士”的蒋中正，还可算是个君子。但是蒋氏那副崇德、崇日而鄙英、轻美的个性，使他天生个独裁的坯子。蒋公是位干材，什么事都可做，就是不能做个“民主政治家”——他血液里，没有“民主”细胞也。介石如脱下征衫，隐姓埋名来在“基层选举”里，竞选桃园县长，他那副臭烘烘的样子就保证他必败无疑。大陆易手之前，知蒋人士就说他“独裁无当、民主无量”。前者事实上是句褒辞——蒋某颇有人性，做得没有老毛那么“绝”，后者则是对他个性的写实。小蒋在这方面，比他老子好得太多了。这是他们父子个性不同；也有人说，那是时势使然。但是像小蒋先生那样的人，能够顺应时势、潮流，那也就够不平凡的了——他老头子就做不到。他们在“守法”（不管王法、民法）方面，也父不如子。老蒋“仗义”而轻“法”。一言九鼎，有“领袖人格”、“江湖义气”——他这项威风凛凛的个性，便吃了共产党周恩来等人的大亏。但是蒋公素不守法，纵是他自己订的“陛下之法”也没有遵守的习惯。这一点，小蒋则“现代化”多矣。经国比较守法。君不见，吾之小友李敖，动不动就骂他老子，骂他晚娘，经国皆能曲予优容。否则他就只能“绳之以法”。而李敖这小子是个好律师。你在法律上“绳”出个漏洞来，李某会东引一“条”，西引一“则”来加以反控，搞个Jao Li V ROC。这样，告到法院去，则那些护宪大法官，一就不定能辩得过狗头讼师李敖。免得为李某打“知名度”，恕之了事。一方民主、一方强项，都受人恭维，各得其乐——李敖也就变成台湾民主、法治、学术自由的头一号大招牌。小蒋总统也就变成中华三千年史上守法而民主的最高执政者。这都是小蒋总统、打破历史记录的地方。敖之，敖之！你如住在“老蒋”、“老毛”、甚至“老邓”的治下——从实招来，你敢？！打内战如打老婆所以，台湾在小蒋总统治下，今日已颇具法治、民主之雏形，中国历史所未有也。加以三百亿美元外汇存底，宝岛居民如知足，这都是值得自豪之事。凡事有客观标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求全责备，鸡蛋里找骨头，哪能十全呢？台湾既有此“美国模式”民主法治的基础，民心怕乱。小蒋总统一旦不讳，中国老百姓是善良的，甘棠之思，可能更会感人。民心不思乱，宝岛自有出路、不会乱也。台湾今后之走向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盖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党内外人士之是否有气度耳。台湾如真能搞出个“议会政府”来，繁荣、安定、人权、民主，大陆对镜自照，亦非走此路而无他途也。大家既能在思想上、制度上一致矣。形式上的统一余事也。用不着担心水到而渠不成也。有人或担心大陆或随时对台动武。邓胡诸公不一再作此威胁？读者知道吗？“打内战”亦如“打老婆”，既打就不能泄气；泄气了就不能再打。他们双方已泄气三十余年了，老伴不能再打了，以后就动动口吧。让我们公正的海外华人来评评，公婆哪个有理。